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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岸信托保护人角色争议 “过度尽职”反成被告

发布时间:2019-10-20 15:40:42 编辑:笔名

本报记者 秦伟 香港报道 把自己辛苦累积的资产,存放在一个远离住所甚至在地图上都看不清楚的小岛上,即便有专业机构护航,仍有富豪需要保护人这样的双重保险。

过去那么多年,S同时担任着两个离岸的保护人一职。这个随着英美法下信托概念不断发展而兴起的角色,担当着监督受托人的重任,也体现出信托委托人(成立人)对其的信任。

意外的是,S对这份信任的珍惜,却让他成了这两个信托受益人和受托人的公敌。最近,一纸诉状将S推上了被告席。两个信托,绝大多数的成年受益人都希望让S卸任,尽管S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敌意。

S错在哪里?

“在英美法下的信托,无论是信托受托人还是保护人,其职责核心都不是去严格执行委托人的愿望,而是要做出对受益人来说最有利的决定,这是一条基本原则。”卫达仕(Withers)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Patrick Hamlin解释。

面对质疑,S在法庭上如是解释:“我对我职责和角色的理解是,第一我理解我有责任去做我认为对信托受益人最有利的事情,包括现在存在的受益人和未来潜在的受益人;第二,我认为我有责任确保在信托的管理和收益分配过程中,信托委托人的愿望能得到遵循,确保受托人行使自有裁量权时遵循这些愿望……我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确保委托人的愿望被执行。”这无疑凸显出他对本职的“过度热情”。

高度的工作热情,并没有让S获得劳模般的尊敬。正如判决书上说的,“S担当保护人的两个信托只对其授予有限的权利,确保委托人的意愿是否被如实执行并非S的职责。”S的过度热情,最终让他与受益人的关系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,并丧失保护人的职位。

“这对保护人来说,是一个警醒,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委托人的代表。”Patrick强调,保护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考虑委托人的意愿,但仅此而已,他们无权直接干预受托人的管理工作。

对于考虑为自己的离岸信托安排保护人的富豪而言,厘清保护人的权利范围和潜在风险,或许有助于决定是否指定以及指定谁担任保护人。

保护人否决权:更像一道路障

保护人具有的是否决权,受托人在分配信托收益前须要征得保护人的同意,或者受托人指定继任者时也须要得到保护人的认可。

“常有一些案例,涉及信托受托人的行为损害信托资产。”Patrick举例,例如某些个人受托人,借用信托资产以不合理价位买卖房地产等。

对于委托人而言,尽管可以通过意愿书(letter of wishes)对受托人日后的管理做出事前约定,说明委托人希望信托日后如何运作,但意愿书本身在上并非具有约束性质的文件。

“受托人会尽力遵循意愿书去运作,但情况可能发生改变,成立人无法预测生后发生的变化。信托存在的时限因成立的司法管辖区而不同,在香港注册的信托可以存续80年,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则可以存续100年,但现在的趋势是取消信托的时限,理论上,一些信托可以永远存在。”Patrick说,由于信托能够无限期存在,多数人倾向于设立全权委托信托,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的市场发生什么变化,或者受益人的需要有何变化。

对于希望保留一定程度控制权的委托人而言,设立保护人的方式,越来越流行。“保护人可以是机构,也可以是个人,”Patrick介绍,一般来说,委托人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家族朋友或事业伙伴担任保护人,除非选择律师、会计师之类的第三方专业人士,保护人一般不涉及额外费用。

然而,当你从天堂俯瞰后代时,如果期望信托的保护人能够代表你“监视”着受托人的一举一动,那么你的保护人或许已经像S一样被后代们推上被告席,而你,只能一边俯瞰一边叹气。

Patrick进一步指出,可以在任命保护人时,通过信托契约定于保护人的权利,但一般来说,保护人并没有权利去发起一个事项,也不参与信托的日常运作、投资,其作用更像是一个路障,“保护人具有的是否决权,受托人在分配信托收益前须要征得保护人的同意,或者受托人指定继任者时也须要得到保护人的认可。”

要求信托运作遵循委托人的意愿,不仅不在保护人的权利范围内,还可能会损害受益人的利益。

“对受托人来说,确实应当尊重委托人的意愿,但最终,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决定。信托存在很多年后,委托人最初的意愿和对受益人最有利的决定之间,很可能出现分歧。”Patrick举例,比如在信托成立时,委托人不投资的要求有利于受益人,但若干年后,再遵循这一原则反而可能损害受益人的利益。

保护人“偷运”资产

S一方面把自己看做委托人的代表,一味坚持委托人的意愿;另一方面,却对受托人将投资变现的资金存放于同一集团下的银行给予默许。

和过度热情一样具有危害的,是保护人未对信托资产的管理给予恰当监督。

在S身上,这两种危险因素就合为一体。

受益人抱怨,S一方面把自己看做委托人的代表,一味坚持委托人的意愿;另一方面,却对受托人将投资变现的资金存放于同一集团下的银行给予默许。

“很多大的受托人机构是银行的附属机构,这很普遍。但对受托人而言,他们应该时刻谨记受益人的利益放在首位,比如他们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投资产品,而是什么是最有利于受益人。”Patrick强调。

尽管保护人本身不参与投资决策,但对于明显损害受托人利益的决定,S却未提出质疑,而是全盘接受。

作为受益人,遭遇S这样的保护人无疑是噩梦一场,不过,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比如,当你从天堂俯瞰时,发现保护人正在偷偷搬走原本属于你后代的资产。

2009年,Pabst先生就因为这样的行为被告上法庭。

Pabst曾是VR信托委托人Van Rooyen生前的商业合作伙伴,两人共同设立Terret控股公司开发矿业。Pabst担任VR信托的保护人,VR信托与Pabst名下的非洲信托分别持有Terret50%的权益。

Van Rooyen未能预测的是,在其去世后,在Pabst的要求下,Terret控股公司将出售一项资产的收益不对称地分给两个信托,非洲信托获得的部分比VR信托多出600万美元。

是不是应当在设立信托时,写下些预防性、限制受托人或者保护人的条款?

Patrick认为,英美法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,已经形成不少原则,从委托人的角度,试图控制信托资产的行为过多,反而会让自己的信托在法律上无效(即不符合英美法下对信托的定义,从而无法实现信托的功能)。

对于S或Pabst这样“过分”的保护人,法庭可以帮助解决问题,受益人或受托人可要求保护人卸任、赔偿损失,尽管这会耗时很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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